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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刑事诉讼背后的GOOGLE蜕变与“虚拟资本主义”危机

[摘要]如果自由如GOOGLE员工都无法从“互联网民主”中汲取改革的可能,硅谷的改革出路,恐怕也只能回归根植于“实业资本主义”的“旧式民主”。

一起刑事诉讼背后的GOOGLE蜕变与“虚拟资本主义”危机

时任优步(Uber)企业自动驾驶部门负责人的前GOOGLE无人车技术高管安东尼·莱万多夫斯基(Anthony Levandowski)。

当地时间2019年8月28日,美国加州北区联邦查察官对前GOOGLE无人车技术高管安东尼·莱万多夫斯基(Anthony Levandowski)提起刑事诉讼,指控后者涉及33起盗窃和试图盗窃商业机密行为。若最终定罪,后者将最高面临10年监禁以及近千万美金罚款。

天才的倒戈

生于1980年的莱万多夫斯基可谓标准的“硅谷宠儿”。

大学期间,莱万多夫斯基即以一辆无人驾驶摩托车的制造展露自己的天才少年头角。2007年加盟GOOGLE后,专注无人驾驶技术并单独负责团队。2016年1月,在GOOGLE累计赚得1亿美金薪资后,莱万多夫斯基辞职并创立同样专注无人驾驶的Otto企业。半年后,聚焦出行服务、意在无人驾驶领域大有作为的优步(Uber)耗资6.8亿美金收购Otto,莱万多夫斯基从中获利丰厚,并顺势加盟优步。

因一些偶发因素,这一看似标准的“硅谷职业路线”引起了GOOGLE母企业Alphabet的警觉。事后调查发现,莱万多夫斯基在辞职以前即从GOOGLE内部服务器上下载了约1.4万份无人驾驶技术资料,并多次与优步总裁私下接触。Alphabet方面据此认为,莱万多夫斯基创立Otto是为了“洗白技术”,意在顺利向优步出卖自GOOGLE带出的无人驾驶技术而实现个人获利。

2017年,Alphabet以剽窃常识产权为由起诉优步和莱万多夫斯基。2018年2月,Alphabet与优步达成和解,后者承诺将在上市后支付GOOGLE0.34%的市值,权当常识产权费用。尽管Alphabet和优步大打出手,但双方的合作其实并不输竞争:早在2013年,Alphabet便出资2.58亿美金投资优步。今年4月顺利上市后,依照和解协议,优步按照上市当日市值向Alphabet支付了约2.45亿美金的和解费。

如此一来,Alphabet在优步上市后,可谓赚得盆满钵满。

在Alphabet花大力气发展GOOGLE无人驾驶技术,并几度拿出真金白银投资其他出行企业以确保自身在该领域拥有绝对优势的当下,莱万多夫斯基自恃才高,试图通过游走巨头之间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无异于打乱了资本的布局,动了巨头的蛋糕。东窗事发后,他虽在法庭上抉择沉默,让案件暂时悬而未决,但名声败坏导致其职业生涯急转直下,其间被迫退出优步另立企业,但新企业也逐渐将他排除在外。

莱万多夫斯基、Alphabet和GOOGLE之间的“三角恩怨”证明:“硅谷游戏”本质上还是遵从“华尔街准则”,即科技企业之间可以对抗,亦能合作,一切都只是价格的问题,但参杂此中的个人,哪怕是从GOOGLE和优步身上已经挣得3.5亿美金的天才莱万多夫斯基,终究只是小人物。在资本寡头面前,万物脆如蛋壳,遑论已经触碰了职业道德底线与常识产权边界的员工。

内部普通员工的愤怒

莱万多夫斯基的陨落,是GOOGLE“唯精英论”的又一次溃败。

去年11月初,从东京、新加坡到欧洲、美国本土,GOOGLE全球多家办公室近两万名员工(总员工约10万)创议了一项名为“谷歌 Walkout”的集体抗议运动。此次抗议缘起于GOOGLE将一项近亿美金的工程外包给了已离开GOOGLE的“安卓之父”安迪·鲁宾(Andy Rubin),而鲁宾早先在GOOGLE工作期间曾性侵女下属却没有得到GOOGLE方面的严惩,这让员工对其价值导向产生了深刻怀疑。

一起刑事诉讼背后的GOOGLE蜕变与“虚拟资本主义”危机

2018年11月1日,美国加州山景城(Mountain View),GOOGLE员工步出企业总部大楼,举行名为“谷歌 Walkout”的抗议活动。当天,GOOGLE全球多处分企业员工举行了同步抗议活动。

抗议运动发生后,《纽约时报》刊文指出GOOGLE内部一直弥散着一股浓浓的“精英主义”,即以“天才”和“高管”为主的精英阶层,在企业享有常人所无法拥有的巨大自主和自由;对那些“精英”犯错甚至涉嫌犯罪,GOOGLE的包容度也极高。

莱万多夫斯基此番遭诉后,彭博社回顾了其一路以来的嚣张做派,指出其曾经“冒着可能撞死行人的风险在未经申请的道路上试验无人车”,“任何一个和他打过交道的人都认可他是天才但也都对他没有好感”。彭博社也认为,正是因为过分垂青“天才”,GOOGLE有抉择性忽视了“天才的混蛋也是混蛋”这一起码的常识。

莱万多夫斯基的官司还牵出了GOOGLE现任法务副总大卫·德拉蒙德(David Drummond)。8月29日,GOOGLE法务部前员工珍妮弗·布莱克利(Jennifer Blakely)讲述了自己早年与上司、已婚的德拉蒙德间的故事:她与德拉蒙德萌生恋情后产子,后因为赐顾帮衬儿子以及企业“回避政策”而从GOOGLE离职,结果德拉蒙德对她始乱终弃,置母子二人于不顾,却忙于和其他女下属恋爱。布莱克利说,2014年,当她与德拉蒙德争持时,后者从网上找出一篇讲述GOOGLE前CEO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个人生活方式”的文章,试图向她证明:在GOOGLE,高管在私生活上就是享有特权。

埃里克·施密特在与GOOGLE前副总裁乔纳森·罗森伯格(Jonathan Rosenberg)合著的《GOOGLE如何运转》(How 谷歌 Works,2014年初版)一书中,将理想的GOOGLE员工定义为有超强的技术与阐发能力,满富“智慧和创造力”。该书列出的GOOGLE“十大价值”无一不展示着GOOGLE对产品质量、内部效能的严苛要求,无一不聚焦“如何做事”,却无一关心“怎样为人”。可以说,天才与高管即为GOOGLE

从鲁宾到德拉蒙德再到莱万多夫斯基,他们的崛起代表了GOOGLE对天才的基本审美。他们引发的争议,则是GOOGLE执迷于此一审美的成本与代价。

对“天才”和“高管”这一精英层执迷的背后,是GOOGLE员工多元化的不足和薪酬水平的极大不平等。2014年至今,GOOGLE每年发布一次的“多元化报告”(Diversity Annual Report)显示,GOOGLE全球员工中,男性占主体,女性占比仅25%;白人和亚裔占比分别约60%和30%,非裔、西裔和其他种族的员工累计占比不到10%。“白人+男性”成为GOOGLE员工的基本画像,这在企业带领层中更为明显。而在薪酬方面,近年来GOOGLE总裁桑德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的年薪频频过亿,而员工的薪水中位数则在20万美金左右。

2017年4月,美国劳工部指控GOOGLE内部存在严重的“性别歧视”、“基于性此外系统性薪酬差异”和“性骚扰”问题,第一次将GOOGLE内部治理问题暴露在世人面前并引发深度震荡。此次震荡与席卷全球的“Me too”运动一起,为去年底两万名GOOGLE员工因“鲁宾事件”集体抗议埋下了引子。此中折射出的,是普通GOOGLE员工对企业内部居于金字塔尖的白人男性天才工程师精英阶层的不满。

“工会式”立场

对GOOGLE这样一家在全球拥有10万名员工的顶级跨国企业而言,其内部治理问题,除了可归因于企业学问的长期作用外,往往还与外部环境尤其是美国当局密切相关。

GOOGLE与美国当局曾有过一段漫长的蜜月。“GOOGLE透明度打算”(谷歌 Transparency Project)透露,奥巴马八年执政期内,共有258名来自GOOGLE或GOOGLE关联企业的员工加盟奥巴马当局,此中31人进入白宫,在总统科学技术垂问委员会、总统就业及竞争力委员会中担任要职,15人到场联邦贸易委员会和联邦通讯委员会这两大互联网行业的核心监管机构;22名白宫官员则通过“旋转门”到GOOGLE任职。

然而,2017年川普总统执政以来,随着两党、白宫及国会在几乎所有议题上的反复角力,美国政治气候的骤变,GOOGLE面临的外部环境复杂化,其内部治理问题也因此进一步白热化。而且,内外交困的处境也并非GOOGLE所独有,而是整个硅谷的当下现状。

近年来,针对GOOGLE、FaceBook、AMAZON、苹果等硅谷巨头涉嫌“出卖用户隐私”、“传播虚假资讯”、“罔顾劳工权益”、“垄断市场”的指控愈演愈烈。应该说,围绕硅谷的角力中,各方对“监管硅谷”的目标设定大体一致,对“保护隐私”、“同工同权”、“反垄断”等改革方向也无原则性偏差,但对“虚假资讯”的认知却存在根本性分歧。

去年以来,川普多次抱怨说,用户通过GOOGLE搜索有关他的资讯时,负面资讯往往盖过正面报道,且推特也对其“限流”、降低其粉丝数量。据此,他认为硅谷“歧视保守主义”。今年4月,共和党政治新星、参议员约什·霍利(Josh Hawley)提出法案,要求GOOGLE等企业从头检视、修正其内容审核中存在的“政治偏见”。7月,共和党参议员泰德·科鲁兹(Ted Cruz)和霍利联名致信联邦贸易委员会,要求后者审查GOOGLE、推特、FaceBook等企业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对保守派的歧视。8月,消息人士称白宫将于近期出台一部总统行政令,以解决大型互联网平台歧视保守派的问题。

在川普看来,不利其本人及共和党的资讯都涉嫌“歧视保守主义”,都是“假资讯”。但在民主党眼中,“反移民”、“种族主义”、“白人至上”等“仇恨言论”才是最大的“假资讯”,听之任之将加剧美国社会的极化,甚至可能引发枪击案等极端事件。

两党围绕“虚假资讯”的分歧,归根结底还是关于“自由”与“保守”的“价值撕扯”。硅谷的为难在于,尽管有克林顿时代制订的《传播内容端正法》(Communication Decency Act)第230条赐与平台的“对用户发布内容无需负责”的豁免,但若限制保守主义言论,则川普当局可动用联邦贸易委员会、司法部等行政工具开展调查,还可通过将GOOGLE等企业排除在当局工程承包商名册之外的方式予以利益制裁。而若放任极端保守主义理念与“仇恨言论”不管,除得罪国会民主党人外,硅谷还将在类似德州埃尔帕索超市枪击案之类极端事件中背负更大的骂名,其品牌价值将大打折扣,长远看于商业价值不利。

从目前看,两党“价值之争”这一当下最为显著的外部因素,已经浸入到一些巨头企业内部,恶化了这些企业的内部治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内部“反叛”。以GOOGLE为例,川普执政后,硅谷的保守主义抬头,且声势日隆,这直接助长了GOOGLE员工詹皇·德摩(James Damore)公然在内部平台“GOOGLE备忘录”上发言称“女性不适合科技企业”。此后,德摩虽遭解雇,但GOOGLE“歧视保守派”的烙印也更深一层。

而与此同时,GOOGLE一方面被视为民主党拥趸,另一方面其奉行男性精英主义、涉嫌性别歧视、大量使用“派遣制临时工”、员工种族多样性不足以及与国防军工联合体深度合作等行为,又非常“不民主党”,这让很多倾向自由派的基层员工对GOOGLE和民主党都产生了疏离感。去年的大游行似乎预示,GOOGLE员工放下了自由与保守之争,转而抉择了“保护普通员工权益、反白人高管精英”这一“工会式”的立场,此一抉择在未来或将深刻影响GOOGLE的组织形态。

外部压力与内部“反叛”的叠加、合流及相互影响,已让“GOOGLE光环”悄然褪去。作为硅谷的“老大哥”,“GOOGLE问题”实际上可说是“硅谷困境”的集中体现,奥巴马时期硅谷的一派和谐已不复存在。川普当局正是以“虚假资讯”或“歧视保守主义”为切刀,在硅谷长期以来形成的“常识”之上割开了一道口子,他不仅成功带动了硅谷内部长期被掩盖的保守派力量,也让传统上看似铁板一块的民主党力量分化、骚动。

回归“旧式民主”

重压之下,GOOGLE近日发布了新的“员工社区指引”,禁止员工在工作场合探讨政治。

实际上,早在去年抗议事件后,GOOGLE便在内部收紧了自由讨论的口径,多名参与组织抗议的核心员工“被辞职”。新版“员工准则”明确要求GOOGLE的同事之间不作不必要的政治争论,不议论时事,也不要不适当地向其他人披露企业资料。明里暗里,这些新举措显然有一定的针对性。

随着“硅谷困境”的白热化,民主党与硅谷的关系出现微妙转折。尽管加州依然是民主党的票仓,GOOGLE与硅谷还是多位民主党2020总统参选人的重要金主,但不少民主党议员已将自己与硅谷予以适度切割。今年4月,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在接受科技类媒体Recode采访时表示“硅谷寡头自我监管的岁月是该结束了”,同时表态支撑反垄断。

佩洛西等民主党建制派之外,伯纳德·桑德斯、伊丽莎白·沃伦等民主党“进步派”代表的主张则更为激烈。

沃伦自宣布参加2020年总统选举以来,便将华尔街和硅谷作为自己的头号目标,其对硅谷的核心诉求是反垄断,具体方式是分拆FaceBook和GOOGLE。

桑德斯则于8月在美国《哥伦比亚资讯观察》(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著文指出,GOOGLE、FaceBook等硅谷巨头不仅垄断了六成以上的广告市场,还通过直接收购传统媒体的方式,让媒体的独立性不复存在,“媒体之于民主”的重要意义已然沦丧。他表示,他若当选总统,将对硅谷创议反垄断调查,给传统媒体赋能以增加其和科技寡头“集体谈判”的能力,并对硅谷寡头开征“广告税”,以此税收来支撑传统媒体的发展。

民主党之外,一些共和党议员开出的“药方”并无实质不同。今年6月,共和党议员霍利在接受美国科技媒体《连线》采访时说,硅谷经济模式愈发“优步化”(平台、司机七三分成),行业的财富越来越集中在高管手中,普通劳动者并没有同等地分享互联网红利。

学界人士一样感同身受。8月30日,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法学院传授甘尼许·西塔拉曼(Ganesh Sitaraman)在英国《卫报》著文指出,一个多世纪之前,实业资本主义勃兴之时, “改革家意识到,任何形式的经济权力集中都将威胁自由和民主”,“集中的经济权力不只对工人的日常生活构成压制,更有可能令大企业和富人不再遵从于法治或者民主打点”。针对集中的经济权力,当年改革家的建言指向三个层面:拆分经济权力,通过监管加以约束,征税。西塔拉曼对当下的建言则是“从头激活反垄断法,形成更具竞争力的经济”。

在今天的硅谷,“集中的经济权力”、“大企业和富人不再遵从于法治或者民主打点”在GOOGLE和其他硅谷巨头业中广泛存在——事实上,如果这些不存在,去年底GOOGLE的两万人抗议游行就不会发生。某种程度上,当下盛行的“虚拟资本主义”与一个多世纪前盛行的“实业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并无二致。

讽刺之处在于,当人们以为互联网真的会“让世界变平”的时候,距离互联网最近的GOOGLE员工自己,却抉择通过出走、举牌抗议这样的原始动作来实践民主;而针对内部的“反叛”,一直强调自由表达的GOOGLE,却通过出台社区指引的方式来限制员工在办公场所表达意见。

莱万多夫斯基早年曾言,他一定要在硅谷挣到10亿美金。目前看,他挣到10亿美金的概率微乎其微了,但谁又能说他的10亿美金梦,就不是常识精英对“集中的经济权力”的一次失败反抗?如果集天才与恶棍于一身的莱万多夫斯基都无以撼动硅谷与华尔街共同编织的围笼,自由如GOOGLE员工都无法从“互联网民主”中汲取改革的可能,硅谷的改革出路,恐怕也只能回归根植于“实业资本主义”的“旧式民主”。

围绕硅谷的一切角力,其间当然充满了选举政治的考量,但不可否认的是,不欢迎川普的加州却在川普任内见证了GOOGLE、FaceBook内部满富民主价值的反思与骚动。在2020选季里,当桑德斯纠集传统媒体抗衡硅谷,当沃伦坚持“保障员工权益、拆分资本寡头”,两位老态龙钟的民主党人正在给硅谷精英展示“旧式民主”的力道。

这一“旧式民主”浪潮中,硅谷勾画的“互联网式的泡沫民主”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其在本质上只对股东负责的“小”充分暴露。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又一次的“占领华尔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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